因为不可知的向度恰恰意味着去主体化的过程，正是这种去主体化，使得天的机制的发生成为可能。
由此来讲，本体论是不能否定的，否则不仅会消解所有哲学问题，而且会将哲学这门学问也一并消解，从而陷入否定真理的戏论。自知识论言之，知识没有了来源，也没有了方向。
他说：约而言之，哲学的能事尽在于此：（一）本极细密的求知方法穷诘有法天下之底蕴，使其质相，结构，关键，凡可理解者，一一了然于吾心。（《圣经·创世纪》）不仅西方经典如此，中国经典也有类似的说法，认为人也是神创造出来的。与之不同的是，后来的巴门尼德认为，存在是宇宙的本体，千变万化的事物只是不存在。这两个方面合在一起，化解了实证主义的责难和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呼唤。质言之，道乃是人参赞天地万物所成的根源性总体。
作为一种本体形态，道体融合客体和主体二者于一身，避免了将二者偏执一端的局限性。也就是说，伴随着哲学界对本体探讨的不断深化，本体之形态并不是固定且一成不变的，而是表现为一定的阶段性。他用别名来称呼一类之中一部分事物，而用共名来表示某一类事物，并将外延最大即最普遍的共性称为大共名。
亚里士多德一再谈到三段论的必然性，从这个角度看来，三段论在他那里确实是不可缺少的，是一种极为重要的把他整个自然哲学各个部分联系起来的工具。21亚里士多德：《工具论》，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6页。公孙龙对名、实关系所持的观点和态度也暗中决定了他解决悖论的方法。他在著名的坚、白、石议论中明确地表达了如下一种观点：一块石头，它是白的，又是坚的，当我们讲到白的时候，就不能谈坚。
我们说这是一个杯子，他是张三，这里是表示我们所指的那个事物和我们已经明确规定的那个具体事物同一。《墨经》有许多关于同异之辩的精彩例子。
这种历史的感慨常常使人们去做这样一种假想，如果墨家思想进一步发展下去，它是否会独立地发现三段论？ 然而历史很难允许我们作这种推断。而且在对发现三段论的第二个条件整体信息的加工也没有达到象亚里士多德那样清楚的认识。具有认识论价值的公孙龙的悖论在儒家看来是一种没有意义的诡辩，不可与众同道（《淮南子?齐俗训》）。其中一个结论是：人们通常在逻辑教科书中所讲的如同上例的那种三段论：苏格拉底是人，所有苏格拉底是有死的（我们称为三段论1）并不是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模式。
现在，这一特点就不难理解了，大前提前面加了如果不仅可以使整体推理过程的纯形式从内容中独立出来，而且对于寻找原因，加上如果也就更为合理一些。例如赖欣巴哈曾指出：黑格尔论证说‘玫瑰是红的这个陈述是一个矛盾，因为在这里面同一个事物被说成为两个不同事物，即玫瑰和红。关于属性、类、同一、同类的概念思辨，风靡整个古代中国思想界。9这是显而易见的，正如卢卡西维茨所举的例子，亚里士多德很少用三段论来表述它们。
形式逻辑是人类避免自己的推理思想陷于混乱的保证，是正确思维的基本规范。既然三段论是寻找原因的方法，那么亚里士多德对那些代表同义反复的三段论（1）（2），自然不感兴趣，在推理时尽可能把A、B、C三个辞分类角度看作不同，并重视推理过程中整体信息加工功能。
这些差别是这样微小，在逻辑上几乎是等价的。（2）干脆认为白马这种概念以及由此引起的种种概念与实体之间关系的混乱是没有意义的，进而提出离也者天下，故独而正（《公孙龙子?坚白论》）的取消名实关系的主张。
或曰：‘在室之色若是其色。众所周知，公孙龙所以提出白马非马的诡辩，其背景是春秋战国时代那场关于名和实的大辩论。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是一个树状的等级分类体系，每一个类是由事物本质属性定义的。因为讲马时就不能同时讲白，这相当于认为白马非马这个命题中将非理解为不属于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们可以假定树液凝结这种属性比阔叶更接近落叶。更重要的是考察抽象和具体、一般和个别，名称和共相之间的关系。
但是遗憾的是，目前大多数国内专家都认为公孙龙的诡辩错就错在混淆了个别与一般。四室胃是从胃的解剖学角度对动物进行分类，而牛则从另外一个角度（比如对外形、大小，有无角等等）。
对于公孙龙来说，哪怕是提出一种取消主义的、难于付诸实际的办法，只要在思辨上可以说消除了悖论，那么名实关系一旦澄清，就万事大吉。把三段论（5）、（6）和（1）、（2）、（3）进行对比，我们发现，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确实有一点推理的性质。
这一章的主题是：如果结果存在，原因也存在吗？当原因和结果相当时，不可能有众多的原因。16见扬伯峻：《论语译注》，《孟子译注》附的论语词典、孟子词典，中华书局，1963年版。
20这种观点使公孙龙坠入一个荒诞的世界。如果我们就纯逻辑范围内谈解决问题的标准，第一种解决办法是合理的。由于在肯定的陈述中，同一性可以看作类属性的特例，这种混淆不易发现，然而在否定性陈述中，差异就十分明显。人们常常举如下的例子（三段论第一格Barbara）作为从一般推知个别的范例： 所有人都是有死的， 苏格拉底是人， （1） 所以苏格拉底是有死的。
即白马这一类事物是属于（或被包含在）马这个类中的。11（美）约翰 洛西：《科学哲学历史导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年版，第11页。
卢卡西维茨进一步指出，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著作中所用的三段论和三段论（2）也不尽相同。16可见，那时人们把非的词义主要理解为今天汉语中的不是。
苏格拉底、希腊人、人这些概念的关系仅仅是个别、一般，小类、大类之间的关系，因而只要大前提一旦明确，结论的全部信息就都包含在大前提中，三段论必定是显而易见的同义反复。求‘白马，黄黑马不可致。
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三段论表达中，不用是，而用属于或表述这些更为清晰准确的陈述句，这是十分科学的。对于逻辑学问题，表面上是一个方法论问题，但在古代社会，纯粹的方法和关于推理的学问并不能从具体问题中完全独立出来，因而解决逻辑悖论的标准也往往受到背后隐藏的那个具体问题的制约，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法也就规定了哲学家选择方法的标准。9亚里士多德：《工具论》分析前篇、分析后篇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这种推理并不是三段论。
只有当三段论中所涉及的分类和属性是从不同角度提出时，三段论才具有一种信息加工的功能，才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推理方式。在社会大分化、大改组的动荡中，周礼中制定的法规、礼仪和现实生活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差距。
它们是亚里士多德后继者们使用的。总之，我们可以把对陈述中的同一性和类属性进行严格区别看作发现三段论的第一个必要条件。
两千多年过去了，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和形而上学已成为科学史博物馆中的陈列品，但他所奠定的形式逻辑却成为现代数学和数理逻辑的基础之一。在人类思想史上，只要一旦发现悖论，那么研究悖论的根源，排除悖论的各种努力将引导着人们将概念精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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